几条微信聊天记录，牵出一张跨省制售假证的隐蔽网络，而后又成为撬动网约车行业治理的支点。从2名被告被提起公诉到近30名漏犯落网，闵行区检察院以一份检察建议为切口，促成多部门联合整治网约车领域造假乱象，将办案效果延伸至新业态行业监管深处。
事情要从2021年说起。余某某和洪某共同出资成立上海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要做网约车租赁生意。期间，洪某发现部分承租司机不符合网约车服务要求最低驾驶年限，为留住客户，他联系商家用图像编辑工具更改驾驶证初次领证时间、有效期限，甚至替换证件人像照片，让司机通过平台注册审核。
2024年7月，闵行警方接到一条关于网约车司机信息造假的举报线索，余某某和洪某进入侦查机关视线。经查，余某某和洪某私刻25枚公司印章，此外洪某先后伪造、变造、买卖数十张驾驶证和身份证。当年底，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洪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被告人余某某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
办案检察官在审阅洪某的案件材料时注意到，为司机制作虚假驾驶证和身份证的人，微信昵称叫“A未来星”。于是，一份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迅速发往公安机关，要求进一步查明“A未来星”的身份及其伪造、变造证件的事实。
很快，公安机关抓获“A未来星”使用者张某甲及同案犯张某乙。两人到案后，检察官联合公安机关恢复并审查其电脑、手机中的数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逐一筛查，办案团队从聊天记录中找到委托造假的线索，并从转账记录里核对接单情况，从电子底稿里确认伪造证件数量。
经审查，从张某甲、张某乙处购买假证的还有杜某某等27人。针对这些分散在各地的买家，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会商机制，与公安机关商议处置方案：对购买假证数量多、有社会危险性的12名漏犯，建议公安机关提请审查逮捕；对购买数量不大、没有前科劣迹的15名漏犯，建议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直接移送审查起诉。此外，对购买数量较少、未达到刑事入罪标准的23名买家，建议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对于这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制贩假证案，证据是定罪量刑的关键。而涉案假证种类混杂，有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一旦移送审查时没有明确区分，会给案件定性带来挑战。检察官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统一假证认定证据标准，明确案件证据需形成“买卖双方供述+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记录”互相印证的链条。最终查明，张某甲接受买家委托，通过图像编辑等手段，对买家提供的居民身份证上人像照片、机动车驾驶证上人像照片、初次领证时间、有效期限等内容进行修改拼接，并将伪造、编造完成的证件进行出售。其中张某甲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等身份证件100余件，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行驶证等国家机关证件100余件；张某乙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等证件共计16件。
去年7月，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张某甲、张某乙因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两年，各并处罚金，其中张某乙适用缓刑。其他20余名同案被告人也陆续被起诉并获有罪判决。
经过此案，检察官认为，网约车行业会成为制贩假证黑灰产滋生的土壤，是因为存在资质审核不严、动态监管缺失、平台责任缺位等问题。为此，闵行区检察院查阅网约车行业监管规范、调取相关行业数据，并同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专项沟通会，实地走访多家网约车平台公司、汽车租赁公司，详细了解网约车注册流程和审核标准，梳理行业监管问题。
一个月后，一份检察建议送达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健全准入机制、压实平台责任、开展信用监管、深化法治宣教、完善制度供给等5项针对性建议。检察官还联合区公安分局、相关职能部门等召开“网约车平台、汽车租赁行业规范工作专题会议”，通过剖析多起典型案例，向平台公司和租赁公司讲清破坏行业准入监管体系的危害，明晰各方法律责任，提出“全面自查自纠、配合监管执法、健全内部监督、加强法治教育”等具体要求。
在检察机关跟踪督促下，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健全车辆、驾驶员资质动态审核机制，强制要求网约车平台将用户上传的信息与国家权威数据库进行联网比对，避免“仅审图片、不核资质”。去年底，闵行区检察院走访相关职能部门，就检察建议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相关职能部门表示将继续围绕检察建议开展集中整治及行业治理。
截至目前，闵行区多部门联动通过“现场执法+线上抽查”开展非法客运集中整治活动36次，查处修牌改号、冒名顶替等非法运营活动37起，对网约车平台溯源处罚28件，督促平台清退不合格驾驶员66名。针对整治中发现的注册信息与备案信息不符等线索，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实行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同步核查、同步惩治广东股票配资开户，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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